【跨市思維】中國經濟困境接踵而至，接下來會怎麼樣?

【now.com財經】筆者最近讀到《天下》雜誌訪問麻省理工學院（MIT）史隆管理學院黃亞生教授，談到他的新書《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下簡稱「EAST」），又剛好遇上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跡象接踵而至，香港的獨特性亦逐漸被扼殺。中國的繁榮期落幕，接下來會怎麼樣?

說起黃亞生教授，他的爺爺是中國共產黨的前50名黨員，可以說是紅色家族的第三代，並在1981年留學哈佛大學。不少評論家認為，中國成功建立了一套獨特的發展模式 ——「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使其在不需要採用西方構建的法治和市場金融等的情況下實現了奇蹟般的增長。然而，黃亞生教授從長期觀察中國政經的發展進程後，卻率先否認中國模式的特殊論。事實上，十多年前，普遍人們（包括西方社會）還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國內會出現政治轉型；但現在來看，顯然是大錯特錯。

在黃教授新書《EAST》談的不是「東方」的起落，而是四個英文單字的縮寫分別為科舉（Exams）、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和科技（Technology）。從古代科技數據、歷史資料發現，由於在大一統朝代的科舉導致思想的統一，結果人均的發明相對減少。此外，在傳統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下，國人都傾向崇拜權威，也缺少抽象思維和系統性分析。反之，在魏晉南北朝（當時最多曾多達30幾個政權）因互相競爭，既有豐富的文學創造，也有較大的思想自由，結果在歷史上的人均發明數目最高。

與當代的對比，現代科技的發展除了是政府的支持和資源投入，更重要是尋求多樣性，創造力更需要有思想自由的空間。換句話說，現在科技發明和高科技發展，其實就是背靠全球化。比如台灣晶片生產代工龍頭台積電（TSM）、荷蘭晶片生產設備製造商艾司摩爾（ASML）就是多樣性最好的代表，是多個國家、多家企業合作，不斷吸納新知的結果。

有趣的是，中國過去很多高科技企業都是靠歐美創投支持，例如阿里巴巴(09988)、華為和聯想(00992)等大型科技公司在創業階段就沒有得到中國本土風投的資助，騰訊(00700)早期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南非傳媒集團Naspers。再從學術上來看，中國過去被引用愈多的科技論文，幾乎都都跟海外大學合作。換言之，共產黨就是把「學術自由」外包到MIT、哈佛等海外學府。惟不幸的是，按照中國最新的法律，幾乎所有重要的數據都不能對外分享，博士生的論文也不能例外，中國變相是對外界封鎖。

現在多樣性沒有了，與海外交流的渠道切斷了，結果只剩下政府的支持，那就是進入所謂的「蘇聯模式」。事實上，蘇聯和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在許多領域都有一些先驅的技術，包括各種武器、改進的鐵路和激光技術，然而這些技術並未對國家經濟產生實質性的好處。歸根究底，「蘇聯模式」下的俄羅斯在經濟方面表現慘淡，就是因為缺乏創業家精神。與中國創投過去投技術、投人才的邏輯不同，現在都是政策驅動，最終結果必然是浪費的。此外，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現在是非常、非常困難，中國政府能提供龐大的經費肯定會減少，再希望科技發展（例如半導體這樣的硬科技）可以用錢砸出來，幾乎是不可能。

在2019年以前，香港可以作為一種藏而不露的法治、金融市場的功能，對中國許多高科技企業家提供重要作用。在1997年前仍是英國殖民地，到1997至2019年以一國兩制的形式運作，雖然香港在中國主權之下，但保留了法律和運作自主性，維持歷史上放任經濟和市場為本的金融制度、法治、以及財產權保障。中國企業（尤其是高新科創企業）表面上是主要是受惠於GDP高速上升帶來增長機遇，但香港把中國科企與全球風險投資聯繫起來，並提供安全港，令兩者皆取得法治保障，其實十分關鍵。

不少分析都認為，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已經不再那麼重要，因為中國經濟現在已經超過香港。北京的政策制定者是否也這樣看待香港？很可能是這樣。然而，不少誤判形勢的人可能將會有一個令人不快的覺醒。2020年後，將香港從法治拉向中國式的以法管治，遇上正值地緣政治緊張、去全球化和經濟封閉日益加劇的時候，新的安全港口雖然已經出現，比如新加坡；但這一次，新加坡只會接納的是來自中國經濟難民的好處，而不再承擔以往香港在推動中國高新科創發展上所發揮制度上的功能。